农民工工伤私了愈演愈烈
邓某是个帅小伙，留着长碎发，穿着牛仔裤、黑T恤。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手掌被白纱布缠着，像拳套一样吊在脖子上，表面渗出黄黑色的药水。
在广东一家压铸厂打工时，他的手被压铸机压断。
他清楚地记得，出事时，自己的手骨"像铅笔一样翘了起来"。他对记者说："在这边，断指不算特别古怪。压铸厂、家具厂、家电厂，一年不断一两根指头才不正常。如果不是大家希望私了，你们报社的报料电话肯定会被打烂。"
这是记者查阅到的有关农民工工伤私了状况的最新报道。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在加工制造企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在国内各大城市，农民工工伤私了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其中尤以建筑行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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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点钱就打发了"
记者见到张学胜时，他正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上巡逻。他习惯性地攥着拳头———一年前的一个下午，做钢筋调直工作的他左手被钢筋带入调直机的铁轮中碾过，食指和拇指受伤，治疗后失去了拇指。
达到8级伤残的他在老板的要求下同意私了，共拿到了赔偿金和路费30000元钱。而如果走法律途径，以他的伤残情况，一般能拿到六七万元的赔偿。
失去拇指的他现在只能给建筑工地看料看场子，每个月几百元，不到他受伤前所能挣到的工资的一半。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韩世春告诉记者，农民工工伤私了"数量远远高于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案子"。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赵强也证实，农民工受了工伤去他们那里寻求法律援助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私了解决的"。"私了是国内建筑等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往往不给农民工交工伤保险，出现了工伤就给点医药费，然后再随便给点钱就打发了，既不做工伤认定，也不打官司。"赵强告诉记者，很多用人单位走"私了"这个程序走得特别熟，不用付出太多就把事摆平了。
在一些包工头看来，私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记者询问过几个包工头，他们都表示："这种事好办，把病给治好，再给点钱就行了。"
让农民工权益明显受损的工伤"私了"现象，为什么如此之普遍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工受了工伤后，只知道跟老板交涉，并不知道还有别的途径可走。
"很多农民工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很了解，出现了工伤以后不知道去找哪些部门，也不知道大概能拿到多少钱，所以，他们根本没想着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韩世春说。
维权艰难"我们耗不起"
事实证明，如果不选择"私了"，农民工所受的损失可能更大。
今年38岁的贾继平曾是他们村里最棒的木匠，手巧，干活也殷实。不幸的是，2006年年底他在北京市大兴区一家家具厂做木工活时，被气压电锯锯掉了左手中间三个手指。
老板掏了一万多元治病的钱后，就再也不愿给钱了。
无奈之下，贾继平只好去劳动部门做工伤认定。令他没想到的是，从2007年初开始到现在，这个工伤认定还没做出来。
据他介绍，劳动部门先要求他提供能够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他，只好拿着一些单据去申请仲裁。两个月后，他拿到了与老板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书。然而，用人单位又以他受伤期间不是在老板的公司，而是在老板妻子注册的公司打工为由提起诉讼。一年多后，他们拿着判决书去找劳动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不予受理，让他再次去申请仲裁以证明他与老板妻子的公司有劳动关系。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贾继平的妻子告诉记者，他们早已被老板从厂里赶了出来，现在在几个老乡家里轮流住，她帮老乡做饭洗衣服混口饭吃，贾继平就去街上捡点饮料瓶卖钱。"要是以前，他是绝不肯拉下面子去捡破烂的，真是逼到这份上了。"
"一个工伤案子拖上几年时间很正常，特别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的单位，因为费用全部要他们承担，为了逃避责任，那些企业是能拖则拖。"韩世春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多数选择"私了"的农民工都表示，老板有钱，跟他们耗不起，"很多老板直截了当地说，‘给你几千块钱，你要不要？不要你将来一分钱也拿不到！’"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告诉记者，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私了和解，其原因就在于工伤维权的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几年维权下来，有些企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财产已转移完了，最后劳动者是赢了官司输了钱。
调查札记
对于愈演愈烈的"私了"现象，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记者将这个问题提给了时福茂。他给出了两个建议：
首先，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权，简化工伤认定程序，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
其次，对于用人单位存在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未及时给予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等过错的，除了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相应的待遇外，还应当就其应支付金额的50%(或更高比例)再支付"经济赔偿金"。
结束语
农民工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生农村，却投身城市建设，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发展是搭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肩膀推进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对农民工的保障并不乐观。
关爱农民工不能停留在口头，不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慰问，而要尽可能落实在每个群体，每个角落，每个个体。为农民工生存提供更多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是民之所愿，民之所期，民之所需。我们期待，通过我们的报道，能让这样的保障逐步制度化、常态化、广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