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总的要求。其中，关于民法总则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刘贵祥专委指出：  

民法总则颁布施行后到民法典编纂完成前，拟编入民法典但尚未完成修订的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以及不编入民法典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民商事特别法，均可能存在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的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立法法有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等法律适用规则，依法处理好民法总则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与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

《民法通则》既规定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等具体内容。《民法总则》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撰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

据此，《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待民法典施行后再予以废止。

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02.

《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

根据民法典编撰工作“两步走”的安排，《民法总则》施行后，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合同编、物权编等各分编的编撰工作。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不再保留。在这之前，《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因《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实际上规定了本应由《民法总则》规定的部分内容，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例如，关于可变更制度，《合同法》对此进行了规定，但《民法总则》对其没有规定。关于欺诈、胁迫制度，《合同法》规定的欺诈、胁迫仅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而《民法总则》规定第三人也可以实施欺诈、胁迫行为。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合同法》视欺诈、胁迫行为所损害的利益的不同，对合同效力作出了不同规定：损害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

《民法总则》规定此类合同一概属于可撤销合同。关于显失公平制度，《合同法》将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只规定了显示公平制度，没有规定乘人之危。

在民法典施行前，《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

《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民商事（商事）特别法的关系，《公司法》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例如，《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二者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已有规定，《民法总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的，如《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公司决议的撤销问题进行了规定。

《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在该条基础上增加规定：“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此时，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或者后果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也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但前述原则有两个例外：

一是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如虚伪意思表示、第三人欺诈制度，《合同法》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就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二是《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